南北朝至清代 中医膏方的发展
南北朝时期,陶弘景在《本草经集注》中对膏药的制作作了详尽的说明,提出以治病的需求来确定剂型和给药途径的理论。《本草经集注》指出“又疾有宜服丸者,宜服散者,宜服汤者,宜服酒者,宜服膏煎者,亦兼参用,察病之源,以为其制耳”,并规定了汤、丸、散、膏、药酒的制作常规等。较详细地阐述明了制膏的几大要点:首先尽量浸取药的有效成分,煎煮时间相对要长,并用猪脂为粘稠收膏剂。另外还指出,若膏剂在内服同时可以外敷的话。可将制膏的药渣用来外敷病处,以尽药力而不浪费。这些论述可以说为现代制膏工艺奠定了基础。
唐宋时期,朝廷也开始重视并组织编写医方药书,使得中医膏方的加工和应用逐渐发展。膏方已由治疗向滋补强身、养生的方向延伸。并大多以“煎”冠名。如唐代的官修本草《新修本草》、《备急干金要方》等书中膏方的记载已不鲜见。“杏仁煎”、“地黄煎”、“枸杞煎”即为当时一些补虚康复、养生的膏方。在王焘的《外台秘要》卷三十一载“古今诸家煎方六首”如鹿角胶煎,蒜煎方,实际上同现代的膏方,均被用作滋补强壮剂。而《外台秘要》卷三十一载的“古今诸家膏方四首”既有内服也有外用。这时期,大多医家们把外敷药膏称为“膏”,将内服膏剂称为“煎”。当时的“煎”和“膏”是有一定区别的。
宋金元时期,无论滋补还是治疗所用,膏和煎已不刻意区分,膏方的叫法由“煎”逐渐向“膏”过度,并以内服为主。如《洪氏集验方》收录的琼玉膏、宋代的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也收录有治病的膏方制剂,如助胃膏、钓藤膏均为内服之膏方。金元时期,百家争鸣,医家分门,流派鼎立,各擅其长。疗疾补虚的膏方也为在诸多医著中记载。如《丹溪心法》之“藕汁膏”用黄连未、生地汁、牛乳汁、白莲藕汁各一斤慢火熬制治消渴。另有《东垣试效方》之“清空膏”、《世医得效方》之“地黄膏”、“蛤蚧膏”等。在此期间,已经膏方引入食疗中,如最早的饮食卫生与营养学专著《饮膳正要》中已经提到用赤赤哈纳(即沙棘)做成膏剂的方法。
明清时代,医家大都注重血肉有情之物调补身体,认为其能“延年益寿。填精补髓,发白变黑.返老还童”。膏方的制作方法煎汁、浓缩、加糖蜜或胶类收膏,已成为大家的共识。这时期膏方得到了迅速的发展,已从药用延伸到膳食调养,如明代《御制饮膳调养指南》,用人参、生地、茯苓、蜂蜜制“琼玉膏”,用枸杞子制“金髓煎”,用天门冬制“天门冬膏”等,均规定以“慢火熬成膏”,对清代膏方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。到了清代,膏方已成为临床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,广泛应用于内、外、妇、儿科。其中许多膏方沿用至今,如《本草纲目》中的益母草膏、《寿世保元》中的茯苓膏等。但膏药的理论,治病疗疾的机理,尚未系统总结整理。直到清代吴尚先才系统地进行了总结,而《理瀹骈文》,是当时颇有代表性的膏方专著。书中对膏方的治病机理、应用方法,尤其在制备工艺上均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较完整的总结,他在《理瀹骈文》一书中说:“今人但知痞癖用膏,风痹用膏,而不知一切脏腑之病皆可用膏。余积数十年之经验,统会前人用药之旨,阅历十年,施送数万人,深知其效,故不惜为后告”。
清代上至宫廷御用下至民间滋补养生,用膏方补养之风盛行于世。《清太医院配方》、《慈禧光绪医方选议》、《寿世保元》、《医宗金鉴》等书中对于膏方的记载都很多。膏方在清廷中的运用的面广、数量多,这可从《慈禧光绪医方选议》一书中窥见一斑。此书中有用于保健抗衰老的菊花延龄膏、用于补益的扶元和中膏和扶元益阴膏、用于调治脏腑的润肺和肝膏、理脾调中的化湿膏以及用于治眼病的明目延龄膏等。晚清的《张聿青医案》中列有膏方专卷,反映了当时膏方的盛行和医家对其重视的程度,为膏方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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